西方评级体系有硬伤 全球“评级中心”将东移雀瓢

早在去年的11月9日，大公国际就宣布将美国的本、外币国家信用等级从AA下调至A+，展望均为负面；今年的8月3日，又将美国的本、外币国家信用等级从A+下调至A，展望为负面。大公国际的这种准确判断力来自哪里？美国主权信用出什么问题了？国际评级体系应该如何改革？

美国当地时间8月5日，世界评级机构标普首次取消了美国债务保持了70年之久的AAA评级，把美国主权债务评级降至AA+。由于信用评级的杀伤力巨大，此次降级将对国际市场造成强烈冲击。

事实上，早在去年的11月9日，中国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公国际)就发布美国跟踪评级报告，宣布将美国的本、外币国家信用等级从AA下调至A+，展望均为负面；而在今年的8月3日，大公国际又进行了一次调整，将美国的本、外币国家信用等级从A+下调至A，展望为负面。

大公国际的这种准确判断力来自哪里？美国主权信用出什么问题了？国际评级体系应该如何改革？近日，记者专访大公国际董事长兼总裁关建中，请他就读者关心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解答。

美国经济的创伤

不好医治

对于给美国信用降级，关建中表示是按照常规计划在进行，因为公司对美国国家信用级别在进行持续的跟踪，这次降级是跟踪评级的一个结果。

当然，我们不会想太多，比如说考虑到其他机构会怎么样，或者说我们这个级别的下调会导致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关建中表示，因为这是大公国际作为一个专业评级机构，按照自己的标准和办法和程序去做的一个事情。

他进一步解释，其实，公司那时候也密切关注了穆迪、标普、惠誉等三大评级机构评级动向，但根据公司对它们的了解，它们这次不大可能降低美国的AAA评级，柳叶白前因为降低美国AAA级别对美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做这样的决策可能要经过慎重考虑的。

当然在4月18日标普提出了降级的条件之后，我一直在想如果美国的国会通过的结果不是这样的话，标普怎么收场？关建中说。他同时称当时确实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是没有太多关注其他三家机构应该怎么做，公司只是注意到应该如何做得更好。

事实证明，大公国际的评级还是很及时的，这应该取决于我们长期持续的研究美国信用风险形成的特殊规律，它的内在规律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做出这样的预测也是合理的。关建中表示，特别是从去年7月11日公司第一次发布美国信用级别以来，一直都在紧密地跟踪，包括去年11月9日，公司降低它的级别， 7月14日又把美国主权信用列入负面观察名单。

从这一次发布评级公告看，我们都是抓住最本质的问题去揭示它。关建中称，比如去年11月9日调低它的级别，曾经预计继续会实行量化的宽松货币政策，因为这样没有更好的办法去解决它的债务危机问题。走到今天，根据最近的发展事态，特别是最近美联储的一个表态，提出要继续实行超低利率，这是一种变相的货币宽松政策，这是不够的，因为这是没有办法挽救美国的经济衰退。

可以肯定地讲，无论怎么采取超发美元的方式，也不可能医治美国经济的创伤。关建中表示。

不要天真地以为

标普在纠错

现在穆迪、标普、惠誉三大评级机构非议不断，那么他们的公信力下降了吗？对此，关建中称其实这三家机构的公信力一直在下降。

他进一步解释，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开始，人们就开始质疑这三家机构的公正性、客观性，当然那时候人们对评级的理解远不如现在。转折应该出现在2008年，因为2008年的这场危机是这三家机构持续向投资人提供虚假的信用风险信息所导致的。

这个有证据，在2008年10月22日的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它们公开承认犯了道德的错误，就是故意掩盖了风险。关键中称，从此他们的公信力就急剧的下降。

那么人们思考的问题就多了，他们主导这样一个国际评级体系的话语权，给全世界，给整个人类社会都带来的灾难。他们还公正吗？他们的存在意义是什么？或者说由于他们拥有这样一个特权，会不会把世界再推向灾难？关建中问道。

他同时表示，应该说2008年之后，从整个国际社会来看，改革国际评级体系的思想就在逐渐的形成，而且这种思想正在成为一种思潮和行动，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对这三家评级机构一直在批评，这种批评从一般的道德和舆论上的批评，转变为揭示它们评级标准的错误，和它们立场的错误。

他进一步表示，大公国际在去年发布的国家信用评级标准里面，从评级的技术层面揭示了这三家机构的核心评级思想。在大公国际揭示这些问题之前，整个世界和人类不知道它们怎么去评级的，所以认为很神秘，即使是评级机构也发现不了它们的问题，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评级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研究过程。关建中说，同时这三家机构特别是标普和穆迪历史悠久，它们长期形成的评级思想、理念和方法，深入人心，控制了人们在这个领域的意识形态，使得全世界都没有能力去发现它们的根本错误，只是表达一种愤怒。

大公国际的出现我认为是历史性的，从根本上和根源上找到了他们的问题所在，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因为我们拥有了一种认识这一类机构问题的正确的思想和方法。关建中说。

有时候我也在想，人们对08年发生金融危机的原因教训没有总结到位，他们已经很快忘记了这场危机，就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关建中表示，可是危机还在继续，还在我们面前，所以对这几家机构的问题我们还需要统一认识，特别是通过这一次美债危机，虽说标普有了一个对美国主权信用级别下调的举措，但是我们不要天真的去认为它是在纠正他的立场和错误，这是他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为了维护自身的声誉和利益，被迫做出的选择。

这三家机构的公信力，我相信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评级体系中的话语权地位增加，随着国际评级体系改革的深入，必然会下降。关建中表示。

为什么铁道部信用评级

是AAA

对于投资者关心铁道部的信用问题，关建中认为这是一件好事。

为什么铁道部的信用级别是AAA，而中国本币信用级别是AA+，要高于中国政府的信用等级？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可能是受到了美国那三家机构长期以来所宣称的一个国家的经济体，也就是企业的信用级别不能高于它所在国的主权信用级别，或者说它把一个国家的主权信用等级作为上限来衡量这个国家其他机构的信用风险。关建中称。

他进一步解释，依照它们的这个标准，它们对中国企业评级显然是不公道的，缺乏公正性。

对此，他举例进行了说明：它们在去年之前给中国的国家信用级别是A+，因此它们依据这个对我们的许多企业进行了评级，特别是到海外上市发债的企业，给的级别都很低。

工商银行、中石油，这样世界500强的企业，有足够的偿付能力，但是它们的级别只有A+，不能超过主权信用。关建中说，我们的分析研究表明，它们这样一个评级思想和标准是错误的，因为当一个中央政府没有钱还债的时候，不能证明这个国家的其他企业也没有钱还债，它们都是相对独立的债务人。应该还是从一个发债机构，也就是债务人自身形成信用风险的内在联系去揭示他的风险更为准确。

我认为我们不要简单应用西方评级机构的评级思想、理念，来判断铁道部的信用级别是不是不恰当，希望关心越南石梓大公国际，关心我们国家这些发债机构的信用风险的人，继续给我们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我们愿意对此进行很友好的交流。关建中表示。

是打破

国际垄断的时候了

2010年6月27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G20多伦多峰会上提出了改革国际评级体系的重要论述。这是迄今为止世界第一位明确提出国际评级体系改革思路的国家领导人。

国际形势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改革国际评级体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关建中表示。

他进一步表示，由美国三家评级机构控制的国际评级体系导致了全球金融危机，这一教训所揭示的是：人类已经进入信用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信用全球化所构建起来的信用体色花棘豆系把整个人类社会连接为一个整体，而信用体系运行所依赖的评级体系状况则关乎人类经济社会的安全发展。危机后发生的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仍然与现行国际评级体系密切相关。

从国际信用关系的视角可以十分清晰地看清当今世界不规则的政治经济现象的本质，揭示出国际评级体系与人类经济社会安全发展的内在联系，准确把握国际评级体系在现代信用社会的历史方位，充分认识改革国际评级体系的必然性和紧迫性，正确选择国际评级体系改革目标和途径。关建中表示。

那么，国际评级体系如何改革？其目标又是什么？

关建中认为，国际评级体系改革的目标是：按照信用经济的本质要求和评级发展规律建立起国际评级机构、国际评级标准、国际评级监管三位一体的国际评级体系，使这个体系能够承担起向世界提供公正评级信息的责任。

信用经济本质上要求信用体系和评级体系对立统一关系的均衡发展，不同国家债权人与债务人构成的信用体系要求评级体系的高度独立性。关建中说，信用评级发展规律要求评级机构的首要职责是保障投资人利益，自身利益应该从属于公众利益，一般竞争原则将成为破坏这一规律的根源。

他进一步表示，人类信用经济的实践还展现出如下规律：信用全球化发展需要把各国信用风险形成的特殊性和衡量风险标准的一致性结合起来，因此需要一个新型的统一国际评级标准衡量各国风险，使各国信用风险信息在国际间有效流动；一个国家的信用风险极有可能导致区域或全球信用危机，因此需要一个新型国际评级组织参与每个国家的评级，进行信用风险制衡。

至于国际信用评级体系改革的路径，关建中认为应该是由世界各国评级机构组成一个超主权性质的独立国际评级机构；建立一个以各国评级监管机构为基础的新型国际评级监管组织；按照国际监管组织规划，国际评商陆属级机构实施建立一个全新的国际评级标准。

与此同时，关建中表示，重构国际信用评级体系应当认真总结汲取全球信用危机的经验教训，遵循信用经济和信用评级发展规律，着眼于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贯彻四个原则：

一是全球性原则。在信用风险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国家的评级机构想独善其身，独立拥有全面分析判断风险的信用信息是根本做不到的，仅此就会制约评级的准确性。信用体系已经把人类社会连接为一个整体，每个国家或社会成员都是全球信用链条的一个环节，作为承担构建新型国际评级体系重大历史责任的每一位成员都应该从全球视角去谋划和推进一个真正保障人类安全发展的国际信用风险管理体系的诞生。

二是独立性原则。在这里强调的独立性是指国际评级体系的非国家性，非利益性，非政治性，非竞争性和公正性。

三是一致性原则。信用评级标准是国际评级体系的核心构成，唯有在研究信用风险形成因素特殊性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国际统一的评级标准，才能准确地进行风险比较。如果不坚持评级标准的一致性原则，就不能形成统一的评级语言，评级信息的全球化应用就难以实现。

四是国际监管原则。应建立国际评级监管体系，建立统一的监管准则，而不能用国家监管代替国际监管，国家监管必须服从于国际监管。

应建立

国际信用评级监管委员会

对于如何建立，新型国际评级体系模式，关建中也提出了自己的一点想法。

当改革思潮正在成为一种世界主流意识、新型国际评级体系呼之欲出之际，我们有必要继续探讨这个即将诞生的评级体系模式。关建中说。

他表示，新型国际评级体系应该由三大部分组成，即国际信用评级监管组织，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国际信用评级标准。

国际信用评级监管组织方面，应当建立一个专门的国际评级监管机构，可以称作 国际信用评级监管委员会，该委员会应当由各国的评级监管部门组成，其职责是：规划国际评级体系发展，制定国际评级监管规则，指导各国评级体系建设，规范评级机构行为，推进信用评级标准升级。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则由各国政府认可的信用评级机构组成，其职责是：制定统一的国际评级标准，对跨国机构进行评级，参与每个国家的评级业务，形成每个国家的双评级机制，进行评级风险的制衡与防范。

国际信用评级标准直接关系评级结果的合理性，应该把评级标准建设与管理纳入评级体系，在系统科学的规划和监督下，组织评级机构实施，而不仅仅由评级机构自己去完成。国际评级监管机构可以制定评级标准发展规划，激励评级机构落实并不断提升，国际评级机构应当把标准制定与完善作为其核心工作内容，由系统的体制机制做保障。

改革现存国际评级体系关系所有国际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因此，需要在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操作性和参与性等方面创新思维方式，对问题的本质形成共识，唯有共识才能形成构建新型国际评级体系的全球推动力量。关建中说。

他同时表示，由信用危机的内在发展规律所决定，2011年仍将是一个多事之秋，世界债务经济体的诸多不确定因素还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全球信用危机的深度发展，作为有社会责任感的评级机构应当为人类社会永久摆脱信用危机迅速行动起来并有所作为。那么，加速推进国际评级体系改革，构建一个体现信用经济和评级发展规律，承担起人类社会安全发展责任的新型国际评级体系，就是对全球信用危机的深刻反思和科学总结，就是人类在探索信用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进程中的里程碑。

这是人类社会的共同期待，这个目标一定能够实现。关建中充满信心地表示。

中国必然成为改革国际评级体系的重要推动力量

伴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有关新兴市场国家话语权的讨论越来越多，那么，在国际评级体系改革中，中国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对此，关建中表示，我们现在处于一个信用关系为经济基础的特定发展时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变化，由债权人和债务人构成的信用关系参与到再生产的全过程，如果这个信用关系稍有动荡，整个再生产过程就将出现这种危机，或者是大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评级话语权就日益重要，也就是说评级的话语权地位不是我们人为的把它提到那样一个重要位置，而是我们所处的信用社会化，信用全球化，以及信用关系作为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关建中表示，因为在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只有充分地揭示债务人的信用风险信息，才能维持这种信用关系的平衡稳定发展。

此次由于评级机构的下调美国主权信用级别，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动荡和危机，这说明了西方债务经济体仍然具有通过他们掌控的国际评级话语权，来左右世界宏观经济形势发展的能力。

我们有什么办法能控制这样一个世界宏观经济的走势，我们没有能力，我们只能创造出价值来。关建中表示，把钱借给他们用，这时候一定要反思，通过这样一个重大的、影响人类社会安全发展的事件，来思考如何去争取自己应该有的评级话语权，尤其是中国，我们是一个债权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他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承担的全球责任，应该要有一种手段和方式去实现。

我们一方面在勤奋地创造价值，但是一方面又遭受没有评级话语权所导致的世界宏观阶级环境的恶化对我们的不利影响，影响我们去为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所以一个债权体系的平衡和可持续发展都需要中国在推动国际评级体系改革，建立国际评级新秩序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创造中，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关建中说。

他同时称，中国必然成为改革国际评级体系的重要推动力量，这是基于五方面的原因：

首先，中国的崛起需要一个稳定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信用关系是现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国际信用关系则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变革的主要动因，一个公正、客观、合理的国际评级体系能够预警信用风险，防止发生国际信用危机，有利于中国的稳定发展，否则，国际信用关系的动荡将直接破坏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其次，世界需要中国资本走出去，而可靠的信用风险评级信息是推动中国资本向世界有效流动的前提。

再次，中国和平崛起和推动世界和谐发展为其参与构建新型国际评级体系奠定了最为客观的思想基础。这一思想的亮点是中国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崛起目标，不采取任何非法手段谋求国家利益，推动国际体系的公正性符合中国对世界的承诺。

第四，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债权国为构建新型国际评级体系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按照债权债务关系的一般原理，应该由债权人评判债务人的信用风险，强大的债权资产地位必然要求国际评级体系为中国的债权资产安全提供保障。

最后，中国拥有被国际社会认可的新兴国际评级力量大公。大公对信用经济和评级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以及更为客观的信用评级思想、理论、方法体系、技术实力、不谋求国家和集团利益的评级立场使其有能力为建立新型国际评级体系做出贡献。中国因此可以在推动改革过程中发表更为专业的意见。

国际评级体系改革必然使世界的评级中心从西方移向东方，这是历史的选择，中国应该承担起推动改革国际评级体系的重任。关建中表示。 （朱宝琛）